IT'S ONLY 2006, and people have already dubbed this new century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Digital Age or the Connectivity Age. I have a more accurate name for the 21st century, and I encourage us all to start using it today: The New Middle Ages.

With the resurgence of legalized torture, rampant religious fanaticism, widespread poverty and illiteracy, the threat of mysterious plagues, fascination with magic and the occult and suspicion of science, what else would you call it?

Nearly 30 years ago, when Barbara Tuchman published her bestselling book,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her title hinted that we could catch our own reflection in the medieval past. We now live even further from the 14th century's disastrous wars, popular revolts, religious strife and epidemic plague — yet the mirror no longer seems so distant. Tuchman wrote her epochal book after the worst horrors of the last century, including an influenza pandemic that killed millions, two devastating world wars and the Holocaust but before AIDS, Ebola and now the avian flu raised the specter of modern plague, before the fall of communism unleashed civil war and genocide in the Balkans and before religious extremists seized power in Iran and Islamic terrorists began attacking Western cities, giving dangerous new life to medieval words like "crusade" and "jihad."

One of my students once wrote, "Medieval people were so ignorant, they had no idea they were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He was partly right. Medieval people thought they lived in modern times — just as we think we do today. The word "modern" was actually coined by medieval people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the ancients. The Renaissance stole the label of modernity for itself and invented a prior "middle age" when classical civilization lay dormant, awaiting a glorious rebirth. The Enlightenment made the "barbaric" and "superstitious" Middle Ages seem even more obsolete.

We now use the word "modern" as a compliment, not just for ourselves but also for our latest inventions. But human know-how changes at the speed of light compared with human nature. Has our collective virtue really increased since, say, 1348? Or have we confused technical upgrades with signs of moral progress? Terrorists and identity thieves take to computers with the same enthusiasm as teenagers and bond traders. Tools are only as good — in every sense — as those who use them.

Like our gadgets, we ourselves are only temporarily modern, and that label will be taken from us very soon. What sort of mirror will later generations find in us? The people of the future, looking back on our violent and benighted era, may decide to call us "medieval," so I suggest we just go ahead and accept that the New Middle Ages have begun.

奈从排出美国的东亚峰会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中国的影响力属正面的民众认同高于美国这两件事情谈到：此两种情况对照即可明显看出，中国软实力崛起并与美国互为消长乃是一个必须迫切处理的问题。

文中所列举各项实例，似乎在他最近的文章中时常见到，不足为怪。不过如奈所言，中国的软实力有待成长之处仍多——大陆并无类似美国好莱坞的文化产业，而其大学的成就也远不及美国各大学。为美国建立大量软实力的非政府组织，在大陆付之阙如。大学一项，颇值赞同。NGOs问题，则值得玩味了。

“美国增加对亚洲软实力平衡的注意力，此其时矣。”天哪，老美考虑的过于长远了吧？

阿扁昨天又防毒了，不过和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提“反攻大陆”提案一样，玩笑而已。呵呵

新年里，开始新的阅读，看到一本闲书：刘建飞的《大博弈：中国的“太极”与美国的“拳击”》，就从它开始好了。

11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参加完釜山APEC会议之后，如期访华，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中美高层政要频密互访

 

最近几个月，中美高层政要频密互访，在中美近期关系中掀起一股所谓“中国热”。先是仲夏7月上旬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紧接着，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这接连两次的重要访问中，中美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而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按佐利克的评价是，“开诚布公、大有益处”。尽管因美国遭受飓风灾害而临时取消了对美国的正式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仍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于9月13日，在纽约会晤了美国总统布什。9月20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在纽约再次会晤美国国务卿赖斯。翌日，即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演讲，演讲全文即时由美国国务院信息局对外界公布。讲演透射出了美国政府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10月12日，美国财长斯诺率团访华，出席16、17日在北京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以及此后为期两天的中美双边会谈。访问团成员几乎囊括了美国政府的整个“财经班底”，包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0月18日―20日，在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之下，一向有所谓“鹰派”之称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北京。事后，拉氏专门写信给北京市民，表达对于此次成功访问的答谢。10月25日，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京会见了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布鲁克斯，双方就中美关系、能源合作、反恐和防扩散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均强调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应不断深化互利合作。11月14日至1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率50人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香港三大城市，此行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加州商界对华出口。11月14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主题为“中美关系：外交、贸易、科研”的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老布什总统为儿子访华亲自热身，一时间在北京外交界传为美谈。

 

“利害关系人”

 

在这一系列频密互动之后，布什总统此次访华，可以看作是对近期中美政治对话的一个小结。此次访华，布什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充分、坦诚地讨论，包括贸易问题、货币问题、保护知识产权问题、能源问题、禽流感问题、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反恐与反毒品走私问题，双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问题，等等，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对此，布什总统行前已对华文媒体明晰表示，美国“当然会重申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和三个联合公报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会遵守台湾关系法，我想让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听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还说，对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抱有乐观态度，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最近以来在海峡两岸政治家的推动下出现的，以台湾三党领导人访问大陆为象征的“两岸之间的对话”。总之，此次布什访华，双方展开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诚如布什总统所说，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一对很复杂的关系，双方已经共同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在很多领域，利益、观点、立场却未必完全一致，但双方仍然可以友好的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并加以解决。中国的快速发展与进步，使得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面对一个有影响力的、强大的中国，美国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尽管两国关系很复杂，但我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不仅符合我们各自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可见，中美高层会晤的关键是讲大局，谈大局，着眼于大局，把握住大局。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中美关系大局，加强对话、互信、合作，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那么，何谓中美关系的大局呢？一段时间以来，如同30多年间的其他时段一样，美国朝野正在经历又一次对华政策大辩论。一个表述更为清晰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正逐渐浮出水面。在上述的那场重要政策讲演中，身为美国外交圈第二号人物，也是制定对华政策核心人物的罗伯特·佐利克，清楚地表达了美国需要改变对华战略思维的意思。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现在已到了突破已实施了3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了。他说：“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我们希望加强对华工作，不仅仅是对上世纪形成的国际规则进行调整，而是使我们与其他方面联合在一起，共同解决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佐利克这番言论普遍被认为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赖斯乃至美国总统布什的首肯。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说明美国正在接纳中国崛起的事实。当然，应当看到，美国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并不是突发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据消息人士透露，10月19日拉姆斯菲尔德在北京被问及这一话题时，他回答说，如果说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在转变的话，那也是一种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大幅度的调整。笔者注意到，在佐利克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即“Stakeholder”（目前多被译为“利害关系人”），值得人们关注。在美国，“Stakeholder”这个词是人们比较喜欢的常用词。它的词义之一是，双方共同投资经营一个企业，共同管理，对企业经营的好坏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承担风险，也共同获取利益，译为“共同经营者”似乎更符合原意。佐利克讲话时先后7次使用这个词，在公布的文稿中，该词还特意以英文斜体字的方式加以强调。采用这个词定位中美关系，并非佐利克心血来潮。实际上，“Stakeholder”一词与克林顿时期所使用的“Partner”（伙伴）意思相近。几年前，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一度抛弃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战略伙伴”的提法，改用“战略竞争者”定位中美关系。但在随后的中美关系实践中，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事实上，今天中美关系中合作与战略对话的深度与广度，都已是克林顿时期不能相比的。但是共和党政府又不愿重复克林顿政府的提法，于是转而选择了具有创意的“共同经营者”的概念。据美国权威人士解释，“伙伴”有主有从，有大有小，并非完全平等关系；而“共同经营者”更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这个概念也更具有肯定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

 

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大局？

 

多年以来，发展中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四大经常性特征：其一、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对轻松的双边关系，一直以来双方都倾注以极大的注意力。中美关系一直都是在动荡中求稳定，在颠簸中前进的。其二，中美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广泛而深远，同时彼此又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分歧。其三、中美关系不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双方的联系、交往和合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当指出的是，中美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大大多于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这是两国关系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两国关系能够历经风雨而保持基本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其四、美国国内政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经常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长时期内，美国朝野在对华政策方面常会有分歧和辩论，时而激烈，时而缓和，这也应该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常态。笔者注意到，最近，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的修饰语由原先的“3C”（candid、constructive、cooperative，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变成了“4C”（加一个complicated，复杂的），表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发生了微妙变化，也更加谨慎了。正如中国学者王缉思教授所说，“中美已经形成了一种在相互疑虑中相互依存的格局”。但是，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战略稳定期，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却是不争的事实。其突出地表现在，当前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制性，这是中美关系越来越趋向于成熟的标志。毋庸讳言，中美两国存在一些深刻分歧，主要表现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另外，中美两国在经贸问题，包括能源问题上也存在矛盾，甚至时有摩擦。但是，经过双方的努力，目前这些分歧和问题，都具有很强的可管理性和可控制性。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大局，这才是中美关系的大局。对于诸如上述中美关系各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矛盾甚至短暂的摩擦与冲突，中美关系大局的走向，将起到最大的制约作用。

 

正如中国资深外交家钱其琛日前所说，中美应以发展的眼光充实双边关系的内涵。中美应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肩负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加，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意义日益增强。钱其琛呼吁，中美两国应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在新形势下，中美更应该、也更有条件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在防扩散、反恐、联合国改革以及在打击跨国犯罪、传染病防治、环保、能源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就在布什总统访华前夕，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我能找出的中国和美国在多哈问题上有分歧的地方非常之少。我们在取得这一回合谈判成功的整体目标上具有共同立场，因为如果我们减少贸易障碍、使我们的经济更有效率并增加全球的经济增长，它也会带来附加的在发展方面的利益。”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曾警告说，如果美中经济方面的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影响。对此，波特曼清楚地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大多数领域是一种有益的互利的关系”，尽管他坦言在贸易赤字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存在严重问题。与此同时，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进行了小幅调整；11月8日，经5个月的艰苦谈判和7轮磋商，中美双方终于就纺织品贸易问题达成协议；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也悄然展开。有趣的是，就在此前美国国务院无端批评中国的宗教政策后不久，在布什此次访华行程中，在双方的精心安排下，11月20日（星期日）布什总统在北京的教堂与中国教友共同参加了一次宗教活动。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外交分寸的拿捏也愈趋娴熟。

 

美中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此话并非外交辞令。作为一位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老政治家，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北京表示：他和美国现任总统都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都非常重视发展美中关系。他说，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一个稳定、繁荣、和平而与邻为善的中国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这种态势在未来几十年也不会改变。“我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中美关系的大局何在？正在于此。

 

    约翰·加尔通，挪威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现年75岁。他于1959年在奥斯陆建立了国际和平研究所，1993年获得甘地奖。

    美帝国2020年将崩溃

    记者问：您对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表达的观点的最主要批评是什么？

    加尔通答：这本书是个骗局。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文明的内容，这本书实际上只是对世界几个最重要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政治学分析。我和他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看待美国的眼光，看待美国在世界中狂妄自大的角色。我认为，美帝国主义在走下坡路，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国家变得比从前少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我观察了这个帝国对全世界的影响，我认为它的日子屈指可数，2020年这个帝国就将崩溃。

　  问：这是个极具轰动性的预测。您有什么根据？

　　答：1980年我对苏联的前景做了同样的预测。我在苏联帝国内部诊断出6对矛盾。我的论点是：当人们试图缓和一个矛盾时，其他矛盾就会发挥影响，接着人们就气馁了。苏联帝国最终轰然倒塌。    

    在美国问题上，我1999年列出了15对矛盾。其中第4项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那时我说，出于帝国的原因杀死这么多人而不遭到还击是不可能的。我甚至预言了这样的还击会发生在2001年秋天。    

    如果美国承认世界经济平等，愿意在政治上以一个普通国家的身份出现，并且放弃它在目前派有驻军的140个国家的军事存在，那么美国也许能幸免于沉重的毁灭。

    布什的中东政策不成功

    问：占领伊拉克是目前美帝国政策的最显著的表现。您认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计划实现了吗？

　　答：不，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机会。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撤军，它显然会这么做。最重要的问题是伊拉克不是个统一的国家。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将会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问：库尔德人、什叶派教徒、逊尼派教徒———您相信，伊拉克的局势在不久前举行的宪法公投后会好转吗？

    答：不会，因为这部宪法没有很好调整3大族群间的关系，它没提供任何解决办法。您只要想想那些并未减弱的抵抗就明白了。我估计，80％的伊拉克人都反对被占领。    

    问：您在伊斯坦布尔“伊拉克问题世界法庭”的最近一次庭审会上说，所有反抗都是合法的。您所说的抵抗也包括了针对无辜平民、惨无人道的自杀式袭击？    

    答：不是。我说过，反抗是合法的，但我还说过，非暴力的反抗可能更好，人们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反抗有时候确实残忍，很明显，自杀式袭击者得不到世界的同情。　

  　问：您宣传将经济抵制作为一种打击帝国的非暴力方式。

　　答：是的，因为经济抵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想甘地与英帝国作斗争的方法、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动。在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后，尤其在法国和德国，美国商品的销售量减少了。    

    问：为了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创造更加稳固的和平，今天必须要做的是什么？

    答：首先，也许应当遵照1972至1975年欧安会的模式，召开中东地区安全与合作会议。第二，美国和它的“志愿者联盟”必须从伊拉克撤军。他们慢慢明白，他们的存在是暴力持续的原因。第三，如果“志愿者们”愿意为它们在伊拉克造成的破坏做出赔偿的话，也许有利于局势的稳定。　

  　问：您相信美国会使其针对伊朗和叙利亚的军事威胁成为现实吗？

　　答：它首先会尝试通过政治途径达到目的。我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对伊朗不会有效果，但是对叙利亚也许有效果。伊朗拥有反抗的思想核心，叙利亚没有。

  　抗衡美国的力量

    问：我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2020年。到那时会出现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的强权政治三角吗？

    答：这毋庸置疑，而且是由于美国包围这些国家造成的。另一边是欧盟，而身处二者之间的美国将会慢慢丧失其地位。    

    问：联合国作为帝国无限权力的对抗力量有什么潜能？

　　答：联合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有必要做的事情比这多得多。另外，我主张按照每100万居民推选1位人民代表的分配方案召开世界人民大会。它会有利于民主。    

    问：您是否也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公约看作是联合国能够顶住美国人的压力的一个信号？    

    答：我将这项公约解释为世界上出现的一种运动的例证：美国被孤立并且这种情况还将在国际舞台上更为频繁地发生。就像我说过的：美帝国的日子屈指可数。 （完）

● 谭中

　　中国自上而下立志打造“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是好事，但不是易事。有了“和谐”的名就应该从理论逻辑上扶“正”它，在大鸣大放中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不然的话，就会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而事不成。要名正言顺，就要建立新时代的“和谐主义”理论。

　　现代国际学术公认：提倡和谐最力的古代圣哲是孔子，是他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外国人把“中庸”译成“金光闪闪的”（golden mean）。孔子所阐释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万物生长，一片繁荣景象。这正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写照。

追求“既得利益”是冲突根源

　　东方有孔子，西方有比孔子更早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s）。孔子学说发展成“和谐哲学”（harmony ethic），毕达哥拉斯的学说通过柏拉图学园和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发展成毕达哥拉斯主义（Pythagoreanism），强调和谐与秩序、友谊、谦逊等德行。更有甚者，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认为音乐是宇宙的旋律。

　　要建立新的理论不能复古，但可以承继传统遗产，把现今意识形态“结构”（structure）进行“分解”（destructure），更进一步“改建”（restructure）。铁锥有阴阳两极，政治亦然。政治的阳极是和谐，阴极是冲突。和谐的必要性是建筑在人际关系中充满冲突的现实上的。

　　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多元主义（Polylogism），认为人类思维并没有一律的逻辑结构，因此不同阶级、民族、人种、年龄之间都存在着分歧，资本主义经济与无产阶级经济必然冲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为不同阶级之间的既得利益必然冲突，无法调和。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同样认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必然相互冲突。

　　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合作是在人类社会分工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他强调职业团体整合，有人称之为“伙伴关系的法则（law of association）。在他和其他人的提倡下，西方经济学说中存在着顾全“公益”（common weal），反对追求“既得利益”（the interests）。

　　李嘉图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追求“既得利益”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顾全公益，克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可以使人际关系发生变化。这正是孔子的主张。《左传》中，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意思是说，和谐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宽容与冲突之间进行调剂，然后制止破裂，使戾气消失而出现祥和。

走出“小我”牢笼就是“大我”

　　孔子的主张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也有共鸣。四至五世纪的罗马帝国主教奥古斯丁给“和谐”所下的定义是：“关系的旋律”（rhythm of relationships）。他打个比方，人的不同器官和部分共同工作，认为社会上应该有这种同舟共济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和谐社会”。

　　奥古斯丁的比方生动地证实了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从微观与宏观来看“自己”的先进性。印度“atma”指的是狭隘范围的“自我”，但这个“自我”可以发展成“paramatma”（神我）。著名的圣雄甘地叫“Mahatma”，有人译成“大灵魂”，也可以解释为“扩大了的自我”。中国处世思想中的“小我”与“大我”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人人都把自己“小我”的牢笼变成“大我”的广阔天地，那就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了。这岂不是“万事皆备于我”吗？

　　中国13亿人口，如果有1亿“大我”式的人物，那就必然是和谐社会，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小我”式的人物，那就难有和谐社会，更不必奢谈和谐世界了。

美国是反面教材

　　应该用辩证逻辑来看“小我”。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解放了“个性”（individualism），人类得到自由与民主，现代文明应运而生。换句话说，“小我”的健康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更需要亿万个自我意识良好、具有雄心壮志、敢于奋勇前进的英雄人物。不然的话，中国的崛起是会落空的。可是，如果“小我”意识无限膨胀，中国变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

　　美国就是中国的负面教师。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小我”意识最发达。最近发生两件事，令人深思。一是14岁的姑娘和18岁的男孩谈恋爱，她父母不赞成，男孩带枪去女家论理，谈不投机，就开枪把女孩父母打死，女孩竟和男孩私奔，想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实现她们两小口子的美梦。如果美国年轻人都这样，那就变成禽兽社会了。

　　另一件事是美国两大政党正在开展“话语战争”（war of words），是由于争论应不应从伊拉克撤军而引起的。在战争中，双方都美其名为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争夺明年国会改选的席位。明眼人对政客们这种假公济私的、把美国政治搞得乌烟瘴气的胡作非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无能为力。美国这条冲突主义十足的“民主”道路中国走不得。

　　要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在“小我”与“大我”精神之间找到最佳点。在这点上，1990年代深圳影业公司拍制的电影《花季雨季》给人很好的启示。看了《早报》言论版11月20日李慧玲《9000万个自我》的文章，更感到中国有必要大力宣传电影中主人翁既有自我力争上游的劲道，又有照顾他人的良好道德那种“和谐主义”的活生生典范。

　　以和谐主义制服冲突主义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必然的前进方向，为亚太地区亿万个孔子的后裔“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创造了良好机会。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旅居美国芝加哥

顺便还找到了莫斯科维奇所写的《群氓的时代》（L'âge des Foules）以及勒庞的《革命心理学》，这是做群体心理方面的入门捷径，所以要好好研究一下。《乌合之众》早就看过，但没有深入想过这方面的问题，重头来过。另外买了本新译的S.E.Taylor, L.A.Peplau & D.O.Sears《社会心理学》（第十版），以备不时之需。

蒙森的《罗马史》第二、三卷也终被我凑齐了，第二卷是自罗马废除王政至意大利统一，第三卷是自统一意大利至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国，可以补充些细节知识。

亨廷顿的书总是让人欲罢不能，那本《我们是谁？》太久了，跟老板说让他帮我再找一本。今天的收获是新近翻译的1981年的《失衡的承诺》，我不明白译者为什么要故意省略掉正标题而采用副标题（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而且翻译的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不过翻到《著者序言》中亨廷顿本人所言：“追根溯源，本书发端于我年轻时一次束手无策的窘境（注意，又是一个奇怪的翻译，窘境当然是束手无策的）。1949年5月，我开始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进入答辩，奇怪的搭配），塞缪尔·H·比尔教授用一种从容的眼神盯着我问道：‘亨廷顿先生，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关系如何？’我当时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但从此以后我便一直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说实话，这个问题也许恰恰是我现在所面对的，我能回答成什么样呢？

另外还搜罗到了张星烺先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王尔敏的《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苏双碧的《浪中记事》以及龙登高的《江南市场史》、宇文所安的《他山的石头记》、Herbert Fingarette的《孔子：即凡而圣》、Joseph E. Stiglitz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还有两本博弈论的书和两本方法论的书。最近可以密集阅读一段时间了。